當年2004

書名/叢書
當年2004

作者/譯者/編者:林行止

出版社: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9882115136
圖書分類:中國現代作家文集/總集/選集
出版年月:2005/12
頁數:410
開度:140x210mm
定價:75.00

選載
喜迎生氣　仍在生氣　　景氣重臨，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先生表示，港人可於年內擺脫已經連續困擾我們多年的通貨收縮，這是令人欣喜的訊息。除夕夜，市民聯結隊上街興致勃勃地倒數迎新歲，進一步印證港人是以比較輕鬆的心情踏入2004年。元旦日，高喊「還政於民、改善民生」口號的大遊行，參與人數眾多，十萬之說，或嫌過甚，遠超事前的一般估計，卻是不爭之實。　　特區官員怎樣解讀這種看來矛盾的現象，大概要待週三的施政報告發表後才見端倪；市民怎樣理解當前的形勢，更要小心衡量。以筆者看，一個晚上的昇平歌舞與接那天載負沉重訴求的大遊行，二者均有眾的廣泛參與，顯示了香港目前充滿「生氣」──既有生機蓬勃的生氣，也有令人憤慨的生氣！當局若不好好正視、小心處理「生氣」問題，後果料必相當嚴重。　　過去特區政府因為矢志於「大有為」，提出了很多與現實脫節的「新猷」，結果人仰馬翻，市民的日子固不好過，董建華先生又怎不難堪？中央政府、香港上下，大家都希望重上政通人和的穩定軌跡，可是訣竅在哪？關鍵是甚麼？澳門回歸後的管治水平比葡萄牙人治下出色，何厚鏵先生從來不以身先士卒、朝七晚十一的勤於政務為標榜，他的領導方向簡單清晰，只是抓緊經濟發展和管好賭博業，平靖治安，只此二端，當地居民生活便勝從前。香港的情況遠較澳門複雜，二者本來不該相提並論，可是由於英國撤走時，香港庫存豐厚，稅務簡單稅率低，有法治，有管理，比起葡萄牙人離開時的澳門，實有天壤之別。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以後，幾年下來的表現，何先生舉重若輕，澳門漸入佳境；董先生心力交瘁，香港日走下坡。這說明了為政不僅不在多言，也不在多勞；如果董先生能夠切實反省，便會發覺自己與現實脫節，所以才有那麼多難以落實的政策空想。掌握情況，認識現實，及時反應，小心行事，似乎是董政權撥亂反正必須踏出的第一步。　　很多人認為，香港當務之急是重建經濟，所以特區政府必須傾全力於提高就業，爭取外資，吸引港商回流，繼續投入珠三角的經濟融合，尋求全國各地的商務專業發展機會……。信報一向重視經濟，認同政府該以搞好本地的經濟民生為要務，可是對於政府過份介入商界利害的傾向，抱有很大戒心。筆者認為，政府能夠提供穩定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和競爭機會便已足夠，如何牟利爭勝便該留給業者自行其是。　　順著客觀形勢和循環起伏，香港景氣重現，這份「生氣」，香港當然要好好把握，剛當上財政司司長不久的唐英年先生，3月份便要公佈他履新後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唐氏的經濟方針，很快便有分曉；董先生要是搶先在他的施政報告中，刻意以市場、民生、中港商貿和金融事務等為施政綱領的重點，這樣除了會有掠美之嫌，同時會與人以避重就輕，不敢正面回應民主訴求的口實。無論是從時勢、身份和緩急輕重的立場出發，董先生都該趁此機會，從政治角度，提出較為全面的看法，紓解市民的困惑；經濟上的作為，還是留待唐司長發揮，較為恰當。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埃雷利回應提問時表示，連同這次元旦日的遊行，香港過去一年已有多項活動，顯示港人在民主進程中，擔當積極、認真的角色。他說，美國的長期政策是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根據《基本法》，推行選舉改革和實行普選，和普世觀念一致，美國亦認為民主改革有利所有地區包括香港的繁榮及穩定。連無關痛癢的美國人也開腔說話，香港的行政長官怎能毫無反應？不動聲色？如果他要挽回一點作為香港領導人的尊嚴，便該正視現狀，為過去多年累及港人福祉的政策失誤，謝罪道歉、「下詔罪己」；並就香港的民主進程，馬上展開全面諮詢，回應市民的訴求。　　在行政長官的位上愈久、民望愈見低落的董建華，不但沒有在第一屆任滿以後知難而退，反而因為能夠在八百人的大選舉團中，爭取到七百多人提名而順利連任，全無對手！這種與民意背馳的「選舉」機制，顯然是一種對眾情緒的挑釁，不少人因此而把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視作政制改革的最大目標。回歸以前，中、英曾就香港的政改步伐各持己見，經過十七輪談判，中國堅決拒絕英方加快民選政治的建議，鬧至談判破裂，各走極端。中國拍板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放棄了原來的「直通車」想法。北京立場強硬，因為當時的對手是已定期下旗歸國的殖民者，為了避免重蹈過去一些前英國殖民地於獨立後所經歷的曲折和苦難，讓外國人在有意無意間埋下尾大不掉的禍根，北京方面，尤其是外交系統的官員，他們對香港的政制改革，特別敏感，步步為營。2007年普選特首的要求，對他們來說是過於急進，不容易一下子接受。　　不過，中央政府只要理解港人的民主訴求並非源自別有用心的外來勢力鼓動，而是發自內在需要，事實證明特區管治手法不能與時並進，不能滿足港人的訴求，為怕進一步落後於形勢而要求改革，北京若加體諒，也許態度便會軟化，而這正是行政長官、人大委員、香港政協們應該如實向北京清楚交代的情況，可惜這份從中斡旋的任務，卻不是一般花崗巖腦袋的政治應聲蟲所樂於效命的。回歸以來，港人對國內的認識和感情與日俱增，完全沒有異心，為甚麼北京不能相信香港眾的判斷，只肯選擇性地聽取一小撮人的聲音？　　由於港人當年曾為董建華當選第一屆行政長官（1996年）而深慶得人，那份熱烈的回響，使人意識即使換了是一人一票而非大選舉團的選擇，當年董建華一樣會在幾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由此引申，改為普選，也只能選出當時最多人看好的人選，保證不了他們日後能膺重任。　　港人一方面意識到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不一定便是具有領導才能的保障；另一方面，則徹底鄙棄大選舉團的作用，董建華首任五年，毫無建樹，劣評如潮，竟然可以在半個對手也沒有的情況下，逍遙連任，那是大選舉團不能發揮應有功能、不足以取信於民而非要改革不可的「罪證」（選舉董建華連任，可見他們的判斷力多差或馴伏地依從北京在港代理人的指示投票）。究竟怎樣從現行的選舉機制過渡至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是政制改革需要推敲的其中一個環節，掃除北京對香港民主訴求的疑惑，讓政制改革能夠亮起綠燈，那才是檢討政制的大前提，也是港人必須深思熟慮不可魯莽的難關。（2004年1月5日）